公诉方证明快播有罪的最关键证据，被质疑鉴定过程存在瑕疵，证据有可能被污染。审判长表态：“法庭也认为这个问题很关键，需要核实清楚再进行判定。”

　　和网络上对于快播的高支持形成强烈对比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，即便公诉人瑕疵连连处于下风，但最终的审判结果并不必然如此。

　　快播案被认为是“以庭审为中心”的经典样本，“金句”不断，但从整个庭审过程来看，控辩双方的交锋依然有限，法官、检察官尤其需要进一步努力适应。

　　庭审直播能够更好地体现司法机关的自信心和公信力，但如果法庭最终作出与普遍舆论相悖的判决，则必须以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社会大众。

　　如果觉得薄熙来案三天半的微博文字直播还不过瘾，那么20小时的快播案全程视频一定让你大饱眼福。

　　2016年1月7日至8日，北京海淀法院，快播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连审两天，4万人同时在线，100多万人次观看视频，3600万人关注话题，这只是新浪一家的数字。

　　激烈对抗的法庭，“互联网+”的司法公开，稍稍弥补了国产律政剧远不如《傲骨贤妻》、《Legal High》的遗憾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快播公司”）为被告单位，法定代表人王欣、总经理吴铭、技术总监张克东、市场总监牛文举等4名高管为被告人。

　　快播公司及4名高管均以无罪自辩，“技术本身并不可耻”、“天天都能收到诈骗短信，为什么中国移动不转型”等金句不断，连腾讯、乐视甚至卖薯片的乐事都纷纷躺枪。

　　戏剧般的精彩庭审，得益于“以审判为中心”的诉讼制度改革。用大白话讲，就是庭审不走过场，并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影响。

　　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和网络上对于快播的高支持形成强烈对比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，即便公诉人瑕疵连连处于下风，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必然如此。

　　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快播公司和王欣的辩护律师，但对方都未接电话。

　　快播的技术与生意

　　在法庭上，抗辩最积极的除了王欣，就是快播公司。即使在出示一些非关键证据时，其他3位被告人都“没有异议”，只有王欣和快播公司时不时会蹦出一句“对关联性不予认可”。

　　可以说，4名高管与快播公司的命运，是唇亡齿寒的关系。

　　作为一家2007年12月才成立的企业，快播公司发展极为迅猛，2012年到2013年间，总的活跃用户将近4亿。当时中国的网民人数不过五六亿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阮齐林也是快播的用户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扣除掉老的、少的、边远地区的，基本上所有上网的成年人都覆盖了。”

　　在法庭上，王欣和快播公司最重要的自辩理由都是：快播只做技术，不做内容。

　　快播的核心技术是流媒体播放，主要产品是QVOD媒体服务器安装程序（简称QSI）和快播播放器软件。

　　使用原因很简单：视频发布者在自己电脑上安装QSI，用来编辑视频，将生成的链接发布到网上；网民安装快播播放器后，就可以通过这些链接看到视频。其他的播放器无法播放这种视频。

　　这本是一种联通“用户-视频发布者”的P2P技术，但是借着快播的缓存加速和点播系统，逐步发展为一个以中小型视频网站为核心的视频生态系统。

　　由于没钱买版权或无自制内容能力，这些中小型网站提供的素材，不少是盗版和色情视频。因此，快播自诞生起，就屡被质疑“靠色情和盗版起家”。

　　王欣在庭审时解释，缓存加速主要是为了提高服务质量、节省用户时间；上传色情视频的是那些网站站长，与快播无关。2012年，时任快播CEO朱达欣在接受《创业家》杂志采访时也说：“快播只为电影站提供技术支持，与之没有正式书面协议，更没有经济往来。”

　　快播确实不直接提供任何视频内容。大部分视频，存储于发布者本地的服务器。但是，当某个视频看的人多了，快播就会将这个视频存储到其托管的缓存服务器上，以提高播放速度。

　　缓存哪些，不缓存哪些，完全是系统根据播放热度而进行的自然选择。点播系统也是如此，根据每个视频被观看的频率发布热度排行榜，供用户快播使用。

　　公诉方的最关键证据，便是快播托管的那四台缓存服务器——2013年11月，由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从某技术公司查获，坏了一台，其他三台后来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做鉴定。结果是，29841个视频文件，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为21251个。

　　不过，这个鉴定的合法性遭到辩方的强烈质疑。王欣还表示，视频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在服务器中的，通过肉眼判断不出是什么内容。

　　在王欣看来，在现有技术条件内，快播已经通过自己的110系统，屏蔽了来自某些特定色情网站和文件名为特定关键词的视频，尽到了自己的义务。如果系统里仍有淫秽视频，责任也不在自己。

　　“我们知道互联网上是存在不良信息的，上亿的用户是会有个别用户点播淫秽色情视频的。不管是普通网页还是色情网页都有可能被播放器打开，这个行业里面会认为这个是会存在的。”面对公诉人的讯问，王欣如是回答。

　　有互联网行业的人士不认可这一说法。“播放器软件这么多，那几年成千上万的色情网站却只用快播，要说自己没有责任，法官也不会相信吧？”互联网创业者陈敏说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快播的迅猛发展主要不是因为技术，而是一个经典的运营案例。“它为中小网站提供打包的建站方案和技术支持，就算你不懂技术，也能根据它的教程很快建起一个绑定快播播放器的视频网站。所以很多色情网站都用它。”而快播的热点排行榜方便了分享，让站长们更容易找到色情视频的下载资源。

　　播放器还是视频网站

　　两天的庭审过程中，快播一方的辩护始终围绕技术中立而展开，并将淫秽视频的无法尽除延伸到技术进步探索过程中的必然代价，一时间支持者众。

　　“快播只是一个播放器，不能主动上传视频，也不具备搜索、发布功能”，“传播的主体、传播的行为者不是快播公司”“技术并不可耻”……

　　对应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辩方主张，缓存服务器里的只是一种临时文件，不是视频播放文件，所以快播不是网站。

　　关于如何办理利用互联网、移动通讯终端、声讯台制作、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刑事案件，两高出台了两份司法解释。其中，2010年的“解释（二）”第四条做了这样的规定：

　　以牟利为目的，网站建立者、直接负责的管理者明知他人制作、

　　复制、出版、贩卖、传播的是淫秽电子信息，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在自己所有、管理的网站或者网页上发布，达到一定数量或数额的，按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处理。

　　在多位法律专家看来，快播的技术和商业模式，已经让它不只限于一个播放器，而是一个视频网站和发布平台。

　　“对于视频网站来说，用户发布和自己发布的内容对应的规则是不一样的，后一种情况的审查义务显然要高得多，基本是一种绝对义务，你要对自己发布的内容负责。用户发布的内容进入缓存服务器后，性质就发生了变化，相当于是快播在提供内容，因为这部分内容已经脱离了发布者的控制，他自己删了，别人还是可以从快播这里看到。”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国斌说。

　　作为一名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，崔国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快播的做法并不新鲜，网站把用户上传的东西存下来，自己向不特定人群发布的例子之前已有很多。

　　“这种模型知识产权界很多年前就讨论过了。如果他承认缓存到服务器上的内容也可以再被用户点播，我觉得他就死定了，性质上已经属于发布。当然刑法和知识产权上一些认定标准不太一样。”崔国斌说。

　　刑法学者阮齐林的观点与之类似：播放器还是视频网站，不能光看用户界面这种展现形式，更重要的是服务的具体内容。

　　“快播不只是个播放器，其实也是个视频网站和平台，可惜的是公诉人对这一点的回应不是很及时，当时跟着对方走了。”阮齐林说。

　　有对抗才是真庭审

　　庭审尚未结束，淘宝网上就出现了王欣辩护人出庭时的同款水杯，备注是“人生开挂拥有花样吊打公诉人的口才”。

　　检察官的问题不止出在法庭言论技巧上。很多围观的互联网行业人士感叹，公诉人不懂技术，取证、举证过程不够专业，业内知道快播存在的很多问题，公诉人都没有通过证据在法庭上展现出来。

　　例如对缓存服务器中淫秽视频的取证，就被辩护人一直抓住狠打，质疑证据的真实性，称鉴定过程存在瑕疵，证据有可能被污染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在服务器查封前收集动态证据呢？下载个快播软件，点进去看都有些什么，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。”一位围观网友留言感叹。

　　公诉方不得不当庭承认，鉴定程序存在瑕疵，因此做了三次。神秘的“鉴黄师”也出庭解释。这是公诉方的最核心证据，如果法官最终决定不采纳，想要证明快播有罪就变得极为困难。

　　审判长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很少表达意见，唯有在上述问题上说了一句：“辩护人对鉴定结论提出了意见，法庭也认为这个问题很关键。需要核实清楚再进行判定。”

　　江苏省的一位基层检察官刘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个案子他最关心的，就是技术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角色问题。看了直播后，他和检察院技术局的一些同事聊天，都认为类似案件中，技术人员应该发挥更多作用。

　　“可以看出来公诉人对案件相关的技术问题不是很熟悉，所以庭审时反应慢了，没有掌握主动。这和知识背景有关，如果有技术人员的支持，可能不会是这个结果。从最高检察院开始，领导层面上我们现在很重视技术的作用，但在实践中应该怎么去配合，细节上、机制上都还没有磨合好。”刘宏说。

　　“公诉人年轻、准备不足。”在南方某省检察院公诉处处长、有着二十多年公诉经验的检察官程伟看来，快播案实际上没那么复杂，如果是他公诉，肯定还要申请专家证人出庭。“被告人讲技术，公诉人和法官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行业内的专家的话，可能很容易就堵回去了。”

　　“现在中央提出以审判为中心，这个变化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大。”程伟说，“过去从学校教育开始，我们就不太重视在庭审过程中去怎样发现事实，更多的是训练怎样就一个特定的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论证和分析。开庭时证人基本不出庭，所以公诉人和律师都不会设计讯问、发问的问题。基本是围绕着证人证言、被告人供述这些材料质证、辩论，不重视通过庭审去发现事实。”

　　他进一步解释，口供和证言都是侦查人员收集的，虽然要求是逐字逐句地记录，实践中却做不到。材料都是经过侦查人员筛选。而且侦查人员讯问时，和在法庭上面对法官、旁边有律师的场景区别很大，就算没有翻供，就同样的问题，被告人和证人回答的重点，对同一个问题点解释也会不一样。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以庭审为中心，把法庭调查作为发现案件事实的重点。”

　　是否以庭审为中心，区别在快播案表现得非常明显，公诉人讯问、律师询问被告人时，就屡出“金句”。

　　但是到了质证阶段，因为证人都没出庭，出示证人证言质证时，控辩双方就基本自说自话，缺乏实质交锋。

　　程伟介绍，检察机关内部已经意识到了庭审的重要性，但是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，需要有个过程。“对于年轻的检察官们来说，这样的案子会带来一种压力，下次肯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。律师也一样需要慢慢适应，有些律师就不会发问。”

　　以后还会直播吗

　　结束庭审后，审判长宣布将择日宣判。悬念就此留着。

　　以庭审为中心，法官责任最重，压力也最大。庭审公开的一种可能效应是，如果法庭最终作出与普遍舆论相悖的判决，则必须以充分的理由来说服社会大众。

　　最关注快播案的莫过于互联网业界。如果快播案最终作出有罪判决，难免引发创业者的担心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。

　　这也是知识产权界关注的内容，即便在法院现有的架构中，案件被归为“涉黄类”，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审理。

　　“法院判决的时候，需要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更加清楚。不同主体之间内容审查义务分别是什么，法律规则必须明确。”崔国斌说。

　　尽管遭遇了舆论调侃，不过提及网络直播的形式，围观的检察官们大多表示没有意见，认为应该直面挑战。

　　“反正我不怕‘直播’。”刘宏说，“那些所谓的金句，比如说短信诈骗，扯到中国移动，还有怀疑乐视举报，打击报复。传播上效果很好，但跟本案的定罪量刑关系不大，其实是在转移焦点。作为律师来说，他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，可以嬉笑怒骂，这样做无可厚非。检察官代表的是国家形象，发言肯定要更负责任，我们只是需要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。”

　　他同时也担心，庭审直播的情况会遭遇传播时的“娱乐化”问题，大部分人关注到的都是一些有趣的点，非常碎片化，至于案件整体的逻辑和是非，反而被弱化了，甚至引发一些误解。希望媒体报道时能够更负责任，完整呈现庭审全貌。

　　也有不少人对舆论的反应并不那么在意，认为这反而会成为一个法治教育的机会，“从普通用户的角度来说，大部分人肯定不想快播输，觉得看个黄片儿没什么，它不像杀人、抢劫这样的案子，大家都很痛恨。但反过来，如果舆论反对，法院还是判了，也会体现司法的权威。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全国律协刑专委秘书长韩嘉毅说。

　　作为律师，他认为直播能够更好地体现司法机关的自信心和公信力，老百姓也有机会知道，真实的法庭是个什么样子。

　　“我们的很多律政剧都是不懂法的人写的，庭审程序都不对。我的当事人经常问我，你说话时怎么不站起来，电视里律师都是站起来说话的。我们的法庭，律师哪有站起来说话的？这次案件关注度这么高，也说明我们之前的直播还是太少了，老百姓的需求还很旺盛。美国有些州之前也搞过庭审直播，后来取消了，因为收视率太低，覆盖不了成本。我想以后直播常态化了以后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看。当然也跟快播的用户数量有关，关心的人多。”

　　有人担心有关部门的态度，会不会因为这次公诉人表现不够好，下次就不让直播了。不过从中央政法委旗下公众号“长安剑”转载的一篇文章来看，或许也不必多虑。文章来自新华社前政法记者六神磊磊，标题是“请捂着脸，坚持直播的勇气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