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仿佛是久违的情绪宣泄，全球市场迎来短暂普涨。

美东时间12月12日、13日，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高，标普500指数与纳指一度创下历史最高收盘纪录；欧洲的富时100指数､法国CAC40指数、德国DAX指数，包括亚太市场股指均全线上涨；其中，上证综指13日报收2967.68,大涨1.78%; 深证成指涨幅1.71%，报收10004.62，恒生指数飙涨2.57%，报收27687.76 。

这是全球资本市场对“风云激荡”之大日子的热烈响应么？

有人说，这两天空仓的投资者都在默默流泪。全球市场普涨是几大利好共振的 结果：其一，市场担心的贸易局势恶化暂得以缓解；其二，英国大选，保守党大获全胜，英国脱欧几成定局；其三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，要完善和强化“六稳”举措，健全财政、货币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12月13日晚间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声明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。

而英国大选结果的背后或昭示，英国人行至新的十字路口，因为脱欧之后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地区脱英。就此，有观点称，黑天鹅正在蓄势待飞，英国脱欧越顺利，苏格兰独立越迫切。目前看，脱欧确定性支撑之下，英磅大涨；但当“脱英”不确定性概率加大时，英磅日后会如何表现则不得而知。

12月10-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在宏观政策逻辑上，定调2020,首次提出“四大重要认识“，明确重点推进的各项改革议题，同时会议通稿提及29处 “稳”字,市场会如何理解？

或许，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形势下，国内利好政策会不断加码，但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亦在加大；屡次挑战3000点的A股——仍在试图寻找新的增长突破口。

一

危机阴影笼罩之下，国内经济的体制性因素不容小觑？

有别过往，此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，29处提及“稳”字，去年是22次；首提“四大重要意识”，且首次提出：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，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，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，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。我们要做好工作预案。

这可能昭示，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。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认为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，世界经济远未走出危机阴影。刚刚过去的十年，世界经济可以说是“整体低迷、此起彼伏”。

据国际金融协会（IIF）的报告，到2019年6月末，全世界债务规模突破250万亿美元，全球政府主权债务达到70万亿美元。美国国债突破23万亿美元，且长短期收益率倒挂明显。这创下惊人的历史记录，并使得经济增长预期在2019年明显下降。“现在，世界经济似乎已迎来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的至暗时刻，再次爆发更严峻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威胁，已经不能不让人深感压力了。”王永利称。

而“四大重要意识“，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，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；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，加强全局观念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；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，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，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；必须强化风险意识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。

“四大重要意识”传递出这些关键词：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”、“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”、“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”、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”，即底线思维下，提出目标要求，给出方法。如何落实，则有待时间检验。

当前形势如何？会议表示，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，结构性、体制性、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，“三期叠加”影响持续深化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而2018年的表述则是：经济运行稳中有变，变中有忧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。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。

从去年的“经济面临下行压力”到今年的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”，程度明显增加了；且此次会议重新提出“三期叠加”。

“体制性因素”亦是本次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表述，据邓海清分析，其意味着体制改革将成为2020年改革的重点领域。因为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逻辑是提高经济效率，提高市场化和竞争对经济的促进作用。

“体制性”首次提出于2019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，这也是此次中央经济会议多处提出体制改革的原因，六大重点工作之一就是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”。

诸如，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。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，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。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，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，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。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健全退出机制，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等。

会议定调2020年的“六大重点工作”还包括：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、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。

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恰是“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”。由此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否真正得以厘清，市场规律得到尊重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？包括囿于体制障碍的非公经济发展态势能否有所改观？企业家的信心会不会增强？

或许，正因为资本市场从通稿的字里行间读出了“利好”，遂报以正向回应。

二

加之，英国大选+中美贸易局势缓和等利好加持下，12月13日的资本市场大涨。那么，这之后的市场会怎样进一步“消化”决策层“稳字当头”的政策意图？

通稿29处提及的“稳”字中，有三次提到“六稳”一词，即“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”，其他诸如：“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”、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；“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，做到保供稳价”等。

就“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”而言，这可能意味着去杠杆工作暂时告一段落，之后转向稳杠杆。通稿指出，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、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；这和往年“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”的表述不同，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，这是对过去金融去杠杆工作的肯定，金融去杠杆的任务基本完成。“预计实体融资的环境将改善，信用分层的现象可能会有所好转。”

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，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为-2981亿，换言之，债券市场没给民营企业“供血”，民企甚至被“抽血”； 而同期的国企债券市场之净融资量为38433亿。

一位债市交易员称，自从业以来，以16年为分水岭，之前尽管市场对民企有歧视，但是民企在债券市场上的融资总体仍正常，但现如今各大资管机构对民企只有一个态度：一刀切。“大家都不买了，那民企债自然发不出来，银行再抽一下贷，资金链断了，就真违约了。”

再以定增融资为例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17年以来的定增融规模持续下降，连续三年融资规模大幅负增长。2019年定增融资规模为5597亿，相比2018年下滑26%，仅为2016年融资规模的33.2%。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恶化，导致其项目融资与并购重组形成实质障碍。2017年后，受制于“定增新规”与“减持新规”，定增融资家数及规模大幅降低，截止2019年11月12日，共有199家上市公司完成5597亿元定增融资，融资规模与家数增速较2018年分别为-26%、-25%。

显而易见，两大新规抑制了定增融资的发行，这缘于定增投资在2015及2016年出现狂飙突进式的增长，不管定增融资还是定增投资，均出现明显的过热迹象；2017年再融资相关政策的收紧，促进了定增投资领域的理性回归。但现实数据亦显示，定增融资市场被政策“束缚”，一定程度上，影响了微观主体的活力。换言之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有待厘清，包括纠偏。

鉴于此，监管层重启“再融资新政”，即2019年11月8日，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修改的决定》（征求意见）。该新政被市场视为“再融资政府大放松，定增投资机会重启”。

事实上，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姚洋看来，过去两年经济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，可能与去杠杆太快、太猛有关。他认为，去杠杆的核心政策—资管新政，其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，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。“恢复增长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力度，而是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，修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。”

姚洋指出，国有企业、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，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外资企业要低三分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资金大量浪费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。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要去国有企业杠杆、去地方政府杠杆，但结果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。

如此关键时刻，会议提出“体制性因素”，提出“四大重要意识”，如重要意识之三：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，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，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。

不言而喻，改革关乎国运，市场期待中国经济最大的改革红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结合央行公布的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9》，报告提出“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，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，压实各方责任，稳妥处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” ，国盛宏观熊园认为，明年金融监管不会过严、会尽可能防范“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”。换言之，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如何防范监管风险。

再看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，这是中央层面对于房地产的最新表述。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表述在2018年为“房住不炒”、“因城施策”，2019年沿用了这两个提法，同时增加了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。

“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，做到保供稳价。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层面，提到猪恐怕是首次。邓海清认为其有两个含义：

首先，猪价确实已经影响非常大，目前CPI高达4.5%，剔除猪肉不足2%，猪肉价格的暴涨已经成为居民生活成本的重要负担，从民生角度，稳定猪价的意义非常重大。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解读2019年11月份CPI时表示，从同比看，CPI上涨4.5%，涨幅比上月扩大0.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食品价格上涨19.1%，影响CPI上涨约3.72个百分点。食品中，猪肉价格上涨110.2%。

其次，邓海清认为，政府非常清楚，猪价的核心是生猪生产的问题，是供给侧的问题，具体而言是非洲猪瘟、猪场标准提高的结果，而不是需求过热或者货币政策的问题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只有加快生猪生产，才能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紧货币。

至此，从宏观逻辑框架，到微观主体活力，再到“体制性因素”的确认，包括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层面上，提及“生猪生产”；首次提及“世界大变局……要做好工作预案”等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“四个重大意识”、“六大重点工作”、“29处‘稳’字”等关键词勾勒出一张宏大的2020经济工作蓝图。

“要坚持稳字当头，坚持宏观政策要稳、微观政策要活、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，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……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。”会议指出。

而在2900多点徘徊已久的A股，需要在2020经济宏图中找到上行动力，重新站上并企稳3000点。就此，市场需要的不只是动力，更需要看好中国经济的信心。

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所言，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复杂变化；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：要夯实法制基础和夯实契约，同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、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。这样，经济才会企稳，CPI就会下来，从而避免滞胀。

2019年就要收官，反思去杠杆也好，争辩“保六”也罢，意料之外的2019故事将终；中国经济怎样行稳致远，如何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？市场层面上，不妨看看A股下一次的3000点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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